绝对的普遍性就不是类概念，不是知识的概念。

诚是体，是一个存有论义的实体(ontologicalreality)，或者说是一个形而上的实体(metaphysicalreality)。照朱夫子的说法，就是析心与理为二，析心与理为二，是吿子的义外说，王阳明批评朱夫子是对的。

朱夫子很聪明，但他说的都不对，陆象山并不是禅。朱夫子光讲性即理，从来不说心即理，可见朱夫子的思想完全接不上孟子，完全不能理解孟子，他对孟子的注完全不对。平铺下来有时候是好的，但平铺只能在如体上说，如体平铺，如体不能永远吊着。上面讲的是宋明儒对道体的理解。程明道的智慧最高，这个形态本来是先秦儒家的古义。

形、著、明、动、变、化根据诚而来。分析朱夫子就是小地主封建思想，对朱子的一套学问完全不了解。因此，它没有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苦难的化身这样一些或傲慢或悔恨的说法。

因此他们说，20世纪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世界新秩序的开始。对于群外人而言，则成为相互区别的依据和标志。于是有人惊呼，人究竟是什么?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其实诸如此类的因人而起的问题，人和自然、人和他人、人和自己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人的本质问题，不必待到现在方才值得我们注视。可分而又不可分，于是有了中，于是见出中的重要和用中的可贵。

所以，在八十年代的急剧转变之后，出现了九十年代的冷静反思局面，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一页。一个是后现代与前现代之争。

如果真能按照儒家的入学去做，人类便不致因征服自然而面临生态失衡的危机，也不致为追求无底的物质而颠覆着自己的精神了。中庸就是用中，但用中决不是在社会交往中用我为中心，也不是在宇宙交往中以人类作中心。真正终结的是一元世界。这不能不说是政治家们的觉醒，民族的转机，人类的庆幸，真理的胜利。

这个人学的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把人当做独立对象物，从种种关系中剥离出来研究。因为早在公元前四五百年，中国儒家已经提出过一套明智的人学，并在今天以前的三四百年间，介绍到了西方。为了放眼未来，不免要左顾右盼，更多地注意别人的经验和学理。但是，有人不赞成这种分析。

中国人哩，从追求船坚炮利到仿效维新共和到服膺民主科学，几经曲折，虽然学得不太像样，总算走出亡国灭种的阴影了，这种师夷制夷的步子，是不是还要亦步亦趋地继续迈下去? 试管生育的发明，向伦理观念提出了强烈挑战。新世纪的曙光，看来正从这里开始。

古往今来，无数个智慧的头脑为寻找人类的共同品性共同价值和共同道路而上下求索，其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尊敬从一元世界向多元世界转型，旧的秩序让位给新的秩序，这一历史的内在趋势，是通过人来体现或实现的。

如此的两极和二分，全都不是中，但它们呼唤着中并趋向于中。同是一颗心，既有民族性，又有人类性。从理论到实际，一切都已暴露无余了。而20世纪，尤其是它的最后一个十年，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大陆学术研究重点有一点明显的转移，即从思想性的批判转向学术性的探讨，从学理引进转向学术整理。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些理论家的真诚，也真诚感谢他们做出了人类认识所无法绕开的贡献。

前者是放眼未来，后者是追忆过去，其实都落在现在。世界范围内的情景暂且不说，单以中国大陆学界的一些争论为例，便已相当可观。

中国人哩，从追求船坚炮利到仿效维新共和到服膺民主科学，几经曲折，虽然学得不太像样，总算走出亡国灭种的阴影了，这种师夷制夷的步子，是不是还要亦步亦趋地继续迈下去? 试管生育的发明，向伦理观念提出了强烈挑战。学界的赞同者，多半是欣赏后学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批判和东方主义所持的第三世界批评立场，因为它证明了西方一元主义的偏颇，呼唤着多元世界的诞生。

乐观主义者则常爱说，20世纪是成就最大的世纪，人们在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宇宙空间等方面的成果，远非以往任何发明和发现所可比拟。共性对于群中人而言，是不学而能不言而喻的，具有天经地义的性质。

而自我中心，则是否认他性的自性独白，是强者的利己逻辑。由此导致的心灵创伤，恐怕永远也无法平复。但是有人认为中国目前仍属前现代社会，那些针对西方的后学用于中国，只能起到阻止现代化和延长封建余毒的效果。世界新秩序也即将开始，不过这个新秩序不是某一文化秩序的弥漫和扩张，尽管它会趁机扩张。

当然也有人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以为20世纪的事变表明某种一元和某种中心结束了，而另种一元和另种中心恰好大行其道，真正的一元世界即将到来，历史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行进。一个是后现代与前现代之争。

不是把人当做有机自然物，从功能上区别于他物来研究。这当然并不是说，应该用儒家精神去一统天下，中国或东方应该成为世界中心。

但我们也看到了，这种理论推至极端，甚至会主张世界的种种文化乃至人种，本就来自一个源头，因而只能奉行一种模式。而它们一旦为野心家所利用，甚至会宣布某些人种和文化为没有存在价值，从而导致残酷的杀戮和无尽的灾难。

历史转型期的争鸣 山雨欲来风满楼。西方和东方、中国和世界、传统和现代、物质和精神、科技和人文，这些困绕着我们的时代性难题，答案也许早已具在儒家精神之中了。人群的环境和应付这种环境的生活方式，形成着一群人的共性。当今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西方标准和世界标准的的争论，其最初的发源地和最后的根据地，都在这个民族性与人类性的分合之中。

事情说来原很简单，既然大家都是人，自然便会有人类共有的人类性，以及与之相应的全球共同的全球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搞清自己从哪儿来，比起匆匆忙忙地" 尾随别人跟着去，要更为首要更为稳健得多。

所以有人担心，随着多元世界与文化相对主义的勃兴，人类可能会陷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无正义无普遍价值的混乱。如果以为只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提倡的那一套才算人文精神，别的都不算数，那么中国当然没有什么可失落的，所有的只是人文精神的缺乏。

所有这些问题，都昭示着∶一种历史真的已经终结也应该终结，一个新的秩序真的将要开始和如何开始。西方学者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之类论述，八十年代便已被陆续介绍到大陆来了，但它们真正引起人们的注视，却在九十年代中期，不同人群出于不同需要，做出了自己的反应。